每个人都是收入分配改革的主体

——专访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

“如果说收入分配改革箭在弦上，那么这个箭不只是一支箭。改革的箭一直在发，是一连串的箭。其实，这些年来，收入分配每年都在改革。”

记者：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的定位是什么？

杨宜勇：我认为总体方案的定位就是形成合理有序收入分配格局、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行动指南。

记者：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中央与地方之间、各个相关部门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

杨宜勇：收入分配改革不可能改一次就结束，所以我觉得主要着力点应放在机制建设上。机制建设中应包含多元主体。很多人认为收入分配改革是政府一家的事，但是，除了大家关心的党中央、国务院的层面，地方政府又分省级、市级、县级，各有其责，另外，企业也是主体，劳动者个人都是主体，不同层级的主体利益诉求不一样。此外，在方案的讨论过程中还有很多主体缺位。

拿大家关注的个税改革来说，中国有8亿劳动人民，只有6900万人缴纳所得税，这就是一种非合作性协议，大部分主体都缺位了。北美国家70%的劳动力缴个人所得税，而我国这一比例不到10%。

记者：个税改革这块还存在什么问题？

杨宜勇：改革的目标是共同富裕、缩小差距。缩小差距就要依靠税收和转移支付，劳动者中收入高的要向收入低的负一点责任，这就是税的意义。

从宏观上来看，个税在调节收入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英国，没有征收个税之前，最高收入是最低收入的120倍，有了个税，再建立低保，就缩小成38倍了。现在个税改革的难点不是政府，而是难在大部分主体的意见还是模糊的，需要多元互动才能解决，这种多元互动就和我们每个人都相关。

记者：是什么原因让大多数人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整体方案上？

杨宜勇：因为自己没有行为能力，或者认为自己没有责任，也就是没有劳动者的主体意识。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主体多元化、利益多元化的时代，改革问题错综复杂，需要实践推动，那种幻想靠一个文件或一堆文件解决所有改革问题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在现有的政府主导的框架下，应充分利用人大、政协等机制，使主体充分互动。在微观方面，比如劳资之间就可以利用工资集体协商谈判部分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这两个机制都是通过集体的作用帮助弱势群体。

记者：收入分配改革是否需要一个顶层设计？

杨宜勇：肯定是需要的。有基层设计、中层设计，当然也需要顶层设计。但是，顶层设计的概念来源在哪呢？有的人说顶层设计还需要成立一个部门来设计，我觉得这个逻辑有问题。我们改革都是从基层设计开始的，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以，一个部门的设计不能叫顶层设计。收入分配改革领域的顶层设计，我更多地寄希望于依靠全国人大等现有的机制。

记者：改革中还有没有盲区？

杨宜勇：盲区是始终会存在的。每一项政策应该历史地来看，而历史是有局限性的。但是解决问题可以分为主要问题和次要问题来解决，第一步就是目标确定，缩小收入差距。

比如，重庆市“十二五”规划把基尼系数作为一个目标，要从0.45缩小到0.38。我觉得这点就很好，这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同时也说明重庆人大代表反映了当地群众的需求，充分发挥出主体意识和多元互动作用。

还有一点是如何建立稳定的工资增长机制。现在，财税收入的增速和GDP的增速是不一致的，企业利润的增速更快，如何控制？我们常说要做大蛋糕，这块蛋糕本质上其实包括劳动者报酬、政府税收、企业利润三块，这其中除了劳动者报酬其他都没完全管住。

所以，要保持工资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一个是税收要合理，或者加大转移支付、适当返还；另一个是企业利润要摊薄，人工成本要摊大。税收增长和GDP同步，企业利润增长和GDP同步，才能保证工资增长和GDP一致。改革的着力点是初次分配，比如垄断和收入差距过大都是初次分配领域的问题，其次才是二次分配。

记者：初次分配的问题应怎么解决？

杨宜勇：在国外，收入分配不合理时有三种办法：第一是个人谈判，单独找老板谈；第二，如果老板拒绝谈，就辞职去创业；第三，集体谈判。劳动者没有单独谈判能力和不想创业的时候，就选择集体谈判。

当前，许多劳动者没有创业和担当的意识，看客心态很重。其实，每个人都是收入分配改革的主体，所以，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主体权利的充分行使是这项改革进一步深入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半月谈内部版》2011年第9期，记者 邓伽，实习生 吴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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